百日忆百年——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0年）

1月7日-1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由于错误地估计“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中央的批示指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批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中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　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账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账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年至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2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8月19日　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报告。报告对当年计划内建设项目逐项作了审查，提出除少数关系重大的项目外，一般不再开工;集中力量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其余项目停建或推迟;计划外限额以上项目，要严格审查，坚决削减。

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统通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9月下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0月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转发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该省北安庆华工具厂的有关材料。《指示》认为，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多来，“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同日　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11月10日，五人小组提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初步确定从中央机关抽调10176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分别担任县、社、队干部和从事其他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还指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11月10日至12月1日　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960年，枣庄地区大炼钢铁运动达到高峰，当年枣庄共产生铁77629吨)

12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运出现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为2094亿元，比上年增长5.4%。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4.6%上升到53.3%;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24.2%下降到20.1%。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866万吨，比上年增长34.5%;原煤，3.97亿吨，比上年增长7.6%;原油，520万吨，比上年增长39.4%;粮食14350万吨，比上年下降15.6%;棉花，106.3万吨，比上年下降37.8%;油料194.1万吨，比上年下降52.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8.6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96.9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总额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13.9%。国家财政总收入572.3亿元，总支出654.1亿元，赤字81.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