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共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王明(陈绍禹)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虽然也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些“左”的错误,但却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组成。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月 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该团是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次年4月初在革命力量打击下即行解体,当时,党中央对这种状况是不了解的)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苏区开展对所谓“AB团”的斗争,12月发生了“富田事变”。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并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接着,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改组派、“AB团”和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等的斗争。由于缺乏经验,错误地进行反“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2月27日 毛泽东依据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指出所以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3月开始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 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任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十六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5月9日 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7月 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三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八百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随后几个月内日军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11月29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反国民党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10月 红二十五军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4日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12月29日 共产国际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并提出“民族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